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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竞生 飘逝的乌托邦理想/张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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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海 发表于 2009-11-6 20:01:5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张竞生 飘逝的乌托邦理想/张弘


  作为近代史上重要的文化人物,张竞生(1888-1970)的真实面目一直被淹没在“性学博士”之中。张竞生参加革命,与孙中山的交往,在北大开辟逻辑学以及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等事迹却知者寥寥。前不久,《文妖与先知:张竞生传》出版,本报专访了作者张培忠。
  
  淡薄政治:以学问为志业
   
  新京报:《文妖与先知》属于传记,你是怎样处理文学与史实之间的关系的?   
  张培忠:这本书的主要情节、重要细节,我都逐一考证,完全尊重历史事实。对于仅存的文献,全文照录,比如,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份规范的问卷调查《风俗调查表》、张竞生征集“性史”的广告等。至于带有作者主观色彩的一些逸笔,目的是使文字更加可读,不致因史料过多而面目可憎。   
  新京报:张竞生早年弃政从学,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?   
  张培忠:张竞生是一个富于激情的理想主义者。他年轻时追随孙中山,营救汪精卫,辅助伍廷芳,与李大钊并肩战斗,与蔡元培遥相呼应谴责军阀混战。但是,张竞生同时又是一个脆弱的乌托邦主义者,当现实的政治日渐乌烟瘴气,军阀穷兵黩武,张竞生遂对政治感到了极度的厌倦。更重要的,是张竞生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,他认为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比搞所谓空头政治更有价值。因此,到北大哲学系当教授不久,张竞生即以学问为人生志业,终生致力于此。在后来担任《广东经济建设》月刊主编时,他说:“一件小事之裨益于人类是无穷尽的。至于烘热热之君王军阀其影响于社会不过一极短之时间性。故万万个拿破仑当然敌不上一个伏书案之巴斯德。”(巴斯德(1821-1895),法国微生物学家,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。)可见,张竞生弃政从学是主客观条件合力推动的结果,他确实觉得当一个学者比当一个政治家对人类更有长远价值。
  
  学术底蕴:革命与浪漫   

  新京报:张竞生在法国求学时的浪漫生活,与他后来宣传的性观念是一种什么关系?   
  张培忠:从1912年10月至1919年9月,张竞生先后在法国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留学。法国是大革命的故乡,更是一个浪漫的国度,第一个入祀法国先贤祠的米拉波,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民领袖,也是一名小说家,他创作了四部性小说《性典》和《天生的浪子》,其中《天生的浪子》还是在巴士底狱写的。他曾说:“我的幸福就在于取悦女人,崇拜女人,为女人效劳。但是,在所有的情妇中,有一个格外得到我的钟爱,那就是我的祖国,为了使她幸福,我愿千百次献出我的生命。”性与政治成为米拉波短暂人生的鲜明主题。这种政治氛围和社会风气,使张竞生十分着迷,也跃跃欲试。他的第一个法国情人是一位女招待,后来还与护士、诗人、房东的女儿有过多次的浪漫史。他们高兴则合,不高兴则离,感情至上,感情纯朴,真正为爱情而爱情。   
  这些都对张竞生的人生和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特别是在性观念上可以说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:一是“享受的人生”等观点;二是男女双方是平等的自由的;三是提出了美治主义,将美视为人类的最高理想。   
  性学博士:被曲解的文化奇人   
  新京报:你的书中说,张竞生有多重学术身份,但人们对他印像最深的还是性学家,你觉得原因何在?  
  张培忠: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,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,它关涉到人类最微妙最隐秘的部位,触碰到人类最原始最敏感的心理。其所以形成这样的偏见,有历史的、现实的原因,也有个人的失误与群氓的构陷。
  性历来是一种禁忌。经过宋明理学的禁锢和清代毁禁的厄运,禁欲与不洁更主导着中国人的性观念。因此,性问题成为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。五四时期,虽说风气渐开,但对于性问题,人们仍避之惟恐不及,不是采取鸵鸟政策,就是采取压制主义和隐讳主义。张竞生决定通过征集《性史》来打破性的禁忌,向封建礼教发出挑战。他征集《性史》,立意是正当的,但方法却是不足取的,主要是印了单行本,把科学研究的材料混同于大众读物,同时在写法上过于文学化,又被等同于色情小说,这就使张竞生给人以诟病的口实。《性史》的出版,在礼教仍然森严和民智仍不开化的社会环境里,卷起阵阵狂澜。舆论界一派哗然,真假莫辨;卫道士口诛笔伐,上纲上线;逐利者不择手段,疯狂盗印。不法书商通过特殊的发行渠道,在社会流散开来,引起很大反响,世人一知半解,或者以讹传讹,都归罪于张竞生,张竞生遂被封赠“性学博士”,甚至是“性欲博士”。   
  事实上,张竞生是被严重曲解的文化奇人,他在哲学、美学等众多人文社科领域都有独特的贡献,是五四时代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开先河的人物,特别是张竞生率先研究和推动的计划生育问题、乡村建设问题、爱情婚姻家庭问题、性健康教育问题等,都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,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总之,这个人对当下仍有启示意义。   
  采写/本报记者  张弘  

  ■ 链接阅读  
  张竞生与《性史》   
  《性史》出版于1926年,是张竞生通过在报纸上做广告,征集的十数人自述的经历,随后从数十篇来稿中选出《我的性经历》、《春风初度玉门关》及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》等七篇,另加按语,编成《性史》第一集。林语堂阅读了该书的第一版,并描述过当时《性史》发行的盛况:“出版之初,光华书局两个伙计,专事顾客购买《性史》,收钱、找钱、包书,忙个不停。第一、二日,日销千余本,书局铺面不大,挤满了人,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尤多。巡捕(租界警察)用皮带灌水冲散人群,以维交通。”   
  据当时的民国日报报道,“广州市内的《性史》,统计已有5000余本(国光售出2000本,光东1000本,丁卜1500本,民智500本。)现闻昌兴街丁卜书店更由上海订购了五千本。每本定价四角,不日书到。决定每本以八角为代价,书尚未到,已为各校学生定尽。


来源:新京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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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力 发表于 2011-11-20 22:55:08 | 显示全部楼层
飘逝了吗?如果是这样它一定来到生命禅院第二家园了,不信你看看{:4_201: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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